后辈的幸福
——《孟子》的现代意味
确实，我们都在安静地生活着，也许偶尔会泛点涟漪，但仍算得上安静。我们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或者自以为的大圈子里，或者愉悦、或者郁闷、或者干脆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状态。这个信息泛滥的时代和信息缺乏的时代一样使我们失去了冷静和反省的能力。我们单纯地按照这个时代天经地义的思维方式直观着我们生活中的所见所闻。表面上看来，似乎所有应该拥有的，物质的、情感的、精神的，我们都拥有了。但总觉得单薄了一点，似乎缺了一点什么。这一点是什么？也许这是现在大多数人生活的常态，是面对生活的一种选择。（虽然许多情况下我们只是被选择，但被选择也是一种选择。）
如果我们在烦躁的间隙稍微静下来，想想自己朦胧间感觉到缺少的那一点到底是什么，我们会觉得是好像是“心”里缺了点什么。但是我们只是见惯了缺少吃的、穿的，缺少钱、缺少名誉、缺少地位，甚至缺少才能，这些似乎都可以满足，并且这些东西都得到满足之后，心里可能仍然缺点什么东西，到底缺什么？这确实很难琢磨。这个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孤单和无助，因为这并不是一个人的困难，而几乎是这个时代每个人的困难，所以我们也很难从他人那里取得援助。于是我们开始寻觅，一旦我们懂得寻觅，视野一下子就变得很宽。也许我们会去宗教中寻觅，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宗教，都在向我们敞开着大门。但是大多数中国人甚至对“宗教”这个字眼本身都有一种隔阂感，更不用说成为信徒了。结果我们可能仍旧按照自己原来的生活轨道孤军寻觅着，最终也许我们会认为正是这种寻觅本身给了我们某种踏实感。表面上看来，我们似乎可以独自寻觅到人生的意义而不需要支持。
实际上，我们在寻觅的时候首先应该问一个问题：我是什么人，我从哪里来？于是我们一下子便有了几千多年的历史视野，我们这些号称是“现代人”的人来源于一个绵延有序几千年的文化的熏陶。我们的文化不断沉淀、积累从而塑造了我们这群人独特的心理结构。而这一文化的弱化和断裂只不过是短短一百年的事情，当外来和新生文化在试图重新塑造我们的心理结构的时候遇到了两个问题：第一是这些文化的先天不足并不足以塑造出完整健康的心理结构；另一个是遇到了我们原有心理结构的抵制。因此，这是一个需要整合的时代。
于是让我们返观一下这个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古老文化的吧，熟悉是因为我们时时在我们内心体会着他，陌生是因为我们并不了解他。如果说这个题目太大，那么让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文化最核心的部分《孟子》，并且我只就我认为和现代人最密切相关的部分表述出来。
首先给你一个你也许会觉得惊奇的概念：孟子对于人和人生境界的看法。孟子把人分为五个曾次：最低的层次叫做“善”，这个“善”就是做自己内心想要做的事情，另外的五个层次都从善出发，使善为自身拥有叫做“信”，使善充盈自身叫做“美”，使善充盈进而发扬光大叫做“大”，最后大并且融会贯通叫做“圣”。这样的人依次叫做“善人”、“信人”、“美人”、“大人”和“圣人”。照现在一般人的理解，做个善人似乎就不容易了，是对人的极大褒奖；并且其他的几种人的涵义不是消失了，就是完全变了味道。但是在孟子看来，“人”这个概念很金贵，本身有自己的目的和涵义，人本身就包含着善的潜质，每个人都可以而且应该成善。所以在孟子那个时候，对一个人最大的侮辱莫过于说他不是人，是个禽兽。想一想假如现代人对于人，包括对自己都做这样的理解，那将是多有尊严的事情啊。
孟子的这种人的概念还源于他的人性论，孟子极力主张人性本善，他十分雄辩地让人们相信每个人都有“四端”，其中最重要的是“恻隐之心”，四端遇事自然生发显现，平时也可以返观自视。这一点虽然无法证明，但是只要每个人都静静地扪心自问，都得承认。孟子的这种理论还出于另一种重要考虑，就是人既有耳、目、口、鼻、体的自然欲望，又有恻隐之心的心理特征，两者都有“性”的涵义，即天生如此的涵义，但是为了勉励人们追求大道、向善，孟子将前者叫做命，将后者称为性。值得注意的是，一种文化理论当然得自于现实（人），但是一旦这种文化理论以稳定的形态出现的时候又会强化和塑造原来的现实（人）。孟子的这种理论源自现实生活（人），当这种理论被广泛接受的时候就具有了强大力量。
后世学者都极力称赞孟子的这一人性理论，认为这是为人先立了大本。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在于处于这种文化氛围中不断进行自我心理暗示的人们不会再问“为什么善是好的？不善是不好的？”这样的问题，于是人们的内心那一点空缺的东西就被填平了，也就不会再有心理空虚的感觉了。插一句，在西方近现代曾出现过“上帝死了”的问题，就是指人们寻找不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如果一种文化对这种问题不能作出解答，后果将是非常可怕的。实际上，孟子的理论所产生的也仅仅是一种“理论效果”，因为他在选择性本善论的时候只是选择了性的一个方面，即心理的方面（心理之性），孟子并没有给出这种选择充分而令人信服的论证，所以稍后的荀子就从另一个方面提出了人性恶的观点（自然之性），荀子的思想也有其严密的论证和系统，虽然没有得到后世像孟子那样高的评价，但却也得到了极大认可。
现在看来，无论是孟子还是荀子的人性论，背后都有一个叫做“大道”或者“天道”的东西在支持。他们认为，天、地、人在“道”中是统一的，这个世界原本而且应该是和谐的。在孟子看来，性的问题归根到底是顺道而行，万物都有自己的性，如果都能像大禹治水那样按照自然的本性进行疏导，那将是最明智的。人和天、地是统一和谐的，那么在人这里，就要顺乎人本身的道，即人本身所流露出来的天然之性行事，所谓的“顺乎人情”。顺乎人之情而行事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既是对大道的认同和遵从，也是对人的界定和尊重。但是，前面说过了，在人这里，有两种天生之性，即自然之性和心理之性，为什么孟子认为要选择后者而不是前者呢？这是因为按照和谐统一的大道来看，可以用心理之性协调自然之性，却很难用自然之性来协调心理之性。至于荀子，也是从道出发，主张养人之欲。
明白了这一点你就会发现孟子非常开明，在人的欲望和享受方面他的观点都很亲切。比如他在回答一位齐国君主的提问时，那位君主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他有如下的毛病：好色、好货（就是比较物质）、还喜欢争强好胜。孟子说，这有什么问题，不要怕，只要顺着你的这些人欲将它们推广到民众的公共利益上面来，那你就能成为一个圣明的君主，到时候还怕你没有那些欲望呢！这个齐国君主究竟有没有按照孟子的建议来做姑且不管，我们看到孟子这里自然之性和心理之性被某种东西统一了起来，这就是大道。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统一，我们中国人直到现在还讲究做事情要“合情合理”，并且是把这个“合情”放在前面的。这种心理至少在孟子这里已经非常强调了，孟子多次提到舜以孝治天下的故事，往往是在亲情和原则之间设置种种两难，这些两难在舜那里都得到了消解。这向我们传达了一种怎样的人的观念呢？亲情并不是一种形式，而是人性的一种流露，所以应该顺人之情，从而成全人。与冷冰冰的原则相比，亲情是鲜活地从人那里自然生发的东西，在两难问题的解决中既强调了原则的不可违背性，更流露出了这种对“人之情”的尊重。重要的并不是两难问题的解决与否，而在于对于“人之情”的强调，这也是和对大道的追求向统一的。于是这里的“人之情”就是统一了人的自然之性的人性，这种统一并不是外界原则的强加使然，而是内心自然生发出来的，和原则恰好对立。
到这里应该先“悬置”一个问题，即姑且不要问为什么，先进行“养心”、“养气”、“求放心”。孟子认为“万物皆备于我”，只要时常反躬自求，就能使得因长久不用或者因外物蒙蔽的本心变得常新不已。这个过程的特点是，这里的本心是一个内心感受到的“义”不断积累的过程，而不是外界的“义”强加给它的。这是一个使我们的心不断滋润的过程，因此养心并是一件给人负担的事情，而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如果说养心和求放心表现为内心的愉悦，养气则可以表现为对外部的气质、气节和风度的调养。养心、养气、求放心到这里，前面那个悬置的问题也就清楚了，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我们的内心有需要，内心却少一点东西，这就是动力。孟子最后会让你达到这样的状态，有忧无患。有忧是指要不断地努力，做一个能为大众服务的，可供效仿的表率；无患是指按照内心的指导行事，做到问心无愧。做到这种有忧无患的境界并不难，但却可以填平我们内心却少的那点空缺。它让我们的心既是进取的、活泼的，又是矜持的、安静的。这种中庸的人生态度是天、地、人和谐的象征。
许多现代人也许自己并没有发现，但实际上就保持着这样一种人生态度或者至少接近于这种心态的。然而我们这个时代给予这种心态的生长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了，对于理性的过于强调，对于制度的过渡崇拜，以及对于物质的过份追求，使得我们对人只能懂得从一种单向度来理解，而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一面即我们的文化对“人之性”的尊重不仅没有得到凸显，反倒越来越被遮蔽了。以孟子为代表的华夏主流文化塑造了我们，并且在现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中仍能够提供给我们关于什么是真正的人的思想资源，这是我们作为这个文化后代人的幸福。但是怎样才能将这一资源救济于这个时代？这是值得我们这些后辈们深思的。
